中信建投首席经济学家张岸元、研究员方才:中

  【中信建投首席经济学家张岸元、研究员方才:中小银行改革或可参照1998年四大行模式 使用特别国债资金为其注资】中信建投首席经济学家张岸元指出,疫情对中小银行的影响具有滞后性。可参考1998年四大行改革模式,使用抗疫特别国债的资金为中小银行注资。其短期意义在于补充资本金,改善财务经营指标;中长期意义在于引入中央国有资本,推动治理结构完善,促进中小银行找准定位,回归本源。(每日经济新闻)

  5月4日,刘鹤副总理主持召开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(以下简称金融委)第二十八次会议,听取了支持经济复苏、加快中小改革发展、打击资本市场造假行为等工作进展情况汇报。

  在会议相关议题中,中小改革问题尤其值得关注。会议指出,有关部门已经制定中小深化改革和补充资本的工作方案,要抓紧落实。会议要求,必须把改革和发展有机结合起来,立足服务基层和中小微企业;在充实资本的同时,解决好中小银行在业务定位、公司治理、信贷成本等方面的突出问题,推动治理结构与业务发展良性循环。

  对此,首席经济学家张岸元指出,疫情对中小银行的影响具有滞后性。可参考1998年四大行改革模式,使用抗疫特别国债的资金为中小银行注资。其短期意义在于补充资本金,改善财务经营指标;中长期意义在于引入中央国有资本,推动治理结构完善,促进中小银行找准定位,回归本源。

  中小银行是我国银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统计数据显示,目前,我国中小银行数量达4000多家,占整个银行体系的90%以上;总资产规模超77万亿元,约占整个银行体系的25%。经过多年发展,我国的中小银行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,服务民营企业、小微企业、“三农”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,全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12.55万亿元,其中有将近55%的贷款由中小银行提供。

  但在中小银行快速发展过程中,不可避免地也积累了不少问题。首席经济学家张岸元对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表示,目前较为突出的问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:

  一是治理结构、股权结构存在缺陷。公司治理水平低,股东结构复杂,存在复杂关联关系,加大了股权穿透的难度,使得不当利益输送等治理问题时有发生。

  二是主业偏离现象严重。依赖同业和理财扩大规模,一度扎堆设立异地资金运营中心,部分中小银行的金融市场业务资产规模甚至超过信贷规模。

  三是资产质量堪忧、资本消耗加快。由于客群、风控等多种因素,中小银行资产质量持续恶化。截至去年底,中小银行不良贷款规模超过万亿,占银行体系40%以上,远超其市场份额的24%。一些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居然是负数。

  张岸元指出,近三年来,监管部门在提升中小银行公司治理方面做了不少工作,也取得了初步成效。一是加大了股东股权乱象整治力度。据银保监会数据,2019年在专项整治过程中就查处了3000多个违规问题,清理了1400多个代持的股东。二是通过转让、注资等多种方式稳妥处置了一批高风险金融机构,包括包商银行、、恒丰银行等。三是通过制度建立长效机制。2018年初出台的《商业银行股权管理办法》及随后的两个配套文件主要就是剑指中小银行。

  因此,研究发展部研究员方才表示,疫情冲击之下,本次金融委会议重提中小银行改革问题,具有非常强的指针意义。“此次疫情冲击导致中小微企业经营风险急剧上升。中小微企业是中小银行的主要客群。此番冲击,叠加之前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,不夸张地说,相当一部分机构岌岌可危,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。”

  他指出,疫情对中小银行的影响具有滞后性。当下必须提前重点考虑两个问题:其一,疫情期间为中小微企业提供的展期续贷,到期之后怎么办?会不会带来不良处置的集中计提?其二,央行提供的1.8万亿再贷款再贴现,在到期之后银行资产端能否顺利回笼?无论是从加快不良处置出清的角度考虑,还是从推动治理结构与业务发展良性循环的角度来看,加快资本补充都是中小银行改革的重点内容。

  他表示,去年下半年以来,政策上永续债、优先股等补充方式已经开始惠及中小银行,部分银行也相继获批。但考虑到市场接受程度以及4000多家的庞大基数,这些补充方式覆盖的中小银行范围非常有限。

  因此,张岸元和方才提出了解决中小银行流动性问题的建议:下一步或许可以考虑参照当年四大行改革模式,使用抗疫特别国债的资金为中小银行注资。

  1998年,为了解决工、农、中、建四大行资本金不足和不良资产过于庞大的问题,财政部发行了2700亿特别国债,专门用于给四大行注资。具体采取的方式是:首先,由央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,为四大行释放了约2400亿的法定存款准备金,并存到央行专户上;其次,四大行将央行专户上的2400亿原法定准备金与部分超储准备金,共计2700亿资金,用于认购特别国债;最后,财政部将融到的2700亿资金注入四大行作为资本金。整个流程中,四大行完成了资产和股东权益的同时增加,而财政部资产端增加了2700亿的股权,负债端增加了等额的特别国债。

  张岸元和方才指出,可参照以上模式,借本次抗疫特别国债发行契机,实现类似操作。“特别国债的发行方式可以是:由中央财政向商业银行发行,规模约相当于两个百分点的存款准备金(3万亿左右,可分期发行),利率相当于存款准备金利率(1.6%),同时允许商业银行将此类国债用于存款准备金缴纳,以此增强银行的购买意愿。”

  两人同时指出,特别国债的使用,需要形成相对应的资产,而通过中间机构为中小银行注资,恰好能够实现账面资产的对应。这一做法对中小银行的短期意义在于补充资本金,改善财务经营指标;中长期意义在于引入中央国有资本,推动治理结构完善,促进中小银行找准定位,回归本源。此外,由于特别国债发行利率较低(低于再贷款利率),也更有助于降低其整体融资成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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